美国历史上五次主要贸易战

镀金时代麦金莱系列关税（1890—1900）

第一阶段，1890年共和党推行《麦金莱关税法案》，所有进口商品平均税率提高至历史新高49.5%，提高钢铁、纺织、锡板和羊毛等制成品的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。第二阶段，1894年民主党推出《威尔逊-戈尔曼关税法案》，名义上降低部分关税，但贸易政策保护主义立场未显著改变。第三阶段，1897年共和党总统麦金莱在美西战争前推出提高关税的《丁利关税法案》，关税功能从保护产业扩展到增加收入资助战争，超高税率引发各国报复性关税，最终导致贸易战。

金融市场表现

麦金莱关税对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。1888年至1890年5月，道琼斯平均指数处于牛市，而当市场预期关税法案极有可能通过时，股市从1890年5月17日的峰值99.14点下跌至12月8日的76.77点低点，跌幅接近25%。

影响分析

麦金莱关税的实施带来诸多经济和政治影响，一是促进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繁荣发展，进入对外扩张的镀金年代。对萌芽期制造业的关税保护，客观上促使制造业大幅扩张，带来钢铁大亨卡内基等工业资本的繁荣。麦金莱的政治理念以及遇刺身亡，得到特朗普的高度推崇与共情。二是冲击农业和整体社会需求，农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，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加剧。三是导致全球贸易萎缩，为战争埋下隐患。

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案（1930—1934）

一是扩大关税范围，提高关税税率。1930年，胡佛政府推出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案》，2万多种商品关税大幅提高，应税产品平均关税从1929年的40.1%提高至1932的59.1%。二是多国抗议并加税反制。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分别对美国汽车最高加征50%、100%、150%关税，加拿大对美国进口的30%商品加税，英国对所有商品增收10%关税，全球平均关税在1930年后大幅上升。

金融市场表现

在大萧条、高关税和弱情绪共同作用下，全球主要资产整体走弱。欧美股市暴跌70%～80%；大宗商品方面，农产品价格暴跌60%～70%，能源价格下跌40%～50%。

影响分析

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案》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贸易政策之一，一是加剧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时间。1930—1933年，美国GDP累计下降26.5%，失业率从5.2%飙升至24.9%，工业原料进口成本上升30%~50%，国内工业产能利用率从78%跌至58%。二是导致全球贸易萎缩和经济衰退。全球贸易额在1929—1934年间骤降65%，各国经济增速转负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埋下了战争的隐患。三是导致金本位的终结。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，通过贬值货币提升出口竞争力。四是关税战和大萧条的负反馈凸显贸易保护弊端，推动全球转向新的自由贸易秩序。

美日贸易战（1970—1985）

美元升值导致美国出口竞争力下滑，美国政府将责任归咎于日本，指责其凭借“汇率操纵”保持贸易优势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美国对日本钢铁、摩托车等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，指控日本倾销，以此为由实施贸易限制。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%的进口附加税。之后通过《1974年贸易法》对日本实施选择性出口配额，并设定最低出口价格以遏制低价倾销。发起汇率干预与金融战。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，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，日元升值。

金融市场表现

1971年“尼克松冲击”后，美元兑日元迅速贬值近30%，美股标普500指数在1973年至1974年大跌48%。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美元兑日元从250贬值至200，1988年进一步跌至120，累计贬值幅度超过 50%。

影响分析

一是美国产业保护成效欠佳。美国车企缺乏危机意识与创新动力，汽车工业竞争力进一步下滑，于20世纪80年代被日本赶超。广场协议等举措使美元贬值以缓解贸易逆差压力，稳定部分就业岗位，短期内对美国有利，但该协议掩盖了美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，促使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螺旋上升，长期看损害了经济增长。二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影响深远。协议隐含美国对日本经济模式的系统性改造，要求日本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驱动，并借助金融自由化削弱其产业发展。为减轻日元升值压力，日本央行降息并维持超低利率，过剩流动性造成股市和房地产泡沫，随后美联储通过高利率政策迫使日本跟进加息，引发1989年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为“失去的三十年”埋下伏笔……

来源丨《清华金融评论》2025年7月刊总第140期

责编丨兰银帆